我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和身边人不一样，大人说我敏感、想太多，甚或是矫情、无病呻吟，有一段时间我信了他们对我的评价，后来我发现我其实不单单有这些缺陷。

我会自言自语，有时候走在路上，我会自己和自己对话，我能一个人用语言表现出完整的剧情。但是身边一有人，我就闭嘴了。

我讨厌和别人相处，害怕去维系与别人的感情，但我又会强迫自己去和同学们混在一起，我不能接受自己孤身一个人。

后来我出现了幻觉，时不时能听到一个声音，还开始和这个声音对话了。

再后来，我开始盘算怎么去死了。我就意识到我有必要去寻求帮助了。

因为抑郁症，我住进病房

2012年的春季学期，我被叫了家长，因为我在学校里策划自杀。我准备了一些东西，不仅把它放在显眼位置，还非常自豪地在同学面前炫耀。

老师慌了，她没有和我谈话，直接联系了家长。

老师联系的是我爸爸，我还挺感谢她没和我妈说这个情况，不过当然也有点遗憾。因为我之前就和我妈提过我想去医院看心理科，她骂我不给她省心，说我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我说我就是脑子有病了，我才让你带我去看看！我妈愣了一下，接着哭了。

我也是那之后，从我爸家偷出来了农药，做了一系列准备，终于把自己弄进了医院。

说起来当时我甲亢还复发了，生活其实一团乱。

复查完甲亢的第二天，也是清明最后一天假，我去了当地的精神病院。

我爹平时不和我一起生活不了解情况，奶奶不会说普通话无法沟通，是我把自己的情况和医生说了说。

医生一直没打断我，看我说完了，才问道，「你才14岁吗？」

我说「是」，医生这才开始详细问了我一些症状。

处境从主动诉说转变成被动回答后，我反而有些不知道怎么回应，我甚至觉得自己有些答非所问。

医生建议我住院，我挺开心，因为我本身是非常期待待在医院的。医院能让我远离当时那个令我厌恶的环境，我不想再挣扎在那个世界里了。

感谢医生帮我说服了不理解的家属，得以让我顺利走进了住院部。

我住的病房叫情感科，是一个半封闭管理的病区，大门在走廊中间，按铃进门后正面是护士站，右手边是病房，左侧是活动室治疗区还有办公室什么的，护士长带我走了一圈，还和我讲了病房的情况，确认了我本人的意愿，又让家属签了知情同意书。

床位很快安排出来，她去给我拿了一套病号服。

当时天气还冷，病号服还是长袖的，蓝白条纹，后来五一过后天气热起来了，给我们发了短袖病号服，变成了蓝白格子的。很好看，在我眼里比校服好看多了。

换好衣服后我就被叫去办公室谈话。

我其实不太记得话题是从哪里开始的了，印象比较深的就只有主治医生问我家庭情况怎么样，我说我爸妈离婚了，后来我妈又结婚了。他问我我妈结婚之后幸福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不幸福，但我又没资格去评价他们。他问怎么会没资格呢，我说他们离婚结婚，从来没问过我的意见……

他问我，妈妈呢？方便让你妈妈来一趟吗？

方便，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巴不得让她看看我这个样子。

几天后，我妈从医生那儿第一次得知了我在学校打算自杀。我以为她又要骂我不可理喻，我都做好和她干架的准备了，却没想到她一点都不激动，甚至非常平静地问医生那我到底是什么病。

医生说他们还没法下定论，要再观察观察我的情况，可能还要会诊。

我的诊断好像很难下，每一次查房，我妈都要问医生我到底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医生说他们需要再讨论，因为我的情况太多变了，而且很多症状都很奇怪，他们需要再观察观察。

一直到我在病房里待了快一个月了，我妈才被主任叫去，好长一段时间后她回来，告诉我，“医生说你是抑郁症。”

我愣了一下，然后说，“真的吗？太好了！”

我妈用一种很惊恐的目光打量我，我确认她终于确信我是个精神病了。

医院会把所有住院病人的情况贴在墙上，床号、年龄、诊断，一目了然。那天之后，写着我名字的卡片终于更新了，诊断那栏写上了「抑郁症」。

我想，好了，尘埃落定了，感谢抑郁症。

再一次住院，我变成了双相

因为住院我办理了休学，复学后我也没能安分学习，又做了点不好的事，被救护车拉去医院抢救。学校再不能放心我去上课，我于是自己在家学（wan）习（shua）了一年多，14年参加了中考。

不出意外的，我的成绩一落千丈。

我从一个所有老师都看好的优等生，沦落到英语成绩只比及格线高0.5分，总分整整差了当年普高分数线50分的失败者。

普高没指望了，但我家里人不甘心我就这样了，我于是去了职高学会计。

我的中考成绩在班里排名第六，也就是说，很多初三在学校里苦学了一年的同学，考得都比我差。更离谱的是，数学第一次考试，我又考出了满分。

全班唯一一个满分。我就有点慌了。因为我初中就是因为怕自己保持不了班级第一才会在期中考前崩溃，做出一些出格的事被送去抢救的。

生病之后我的学习能力下降了很多，理解能力越来越差劲，专业课需要背记的东西我很多都完成得很吃力，只是高中第一次的数学考试本就简单，我抱了无所谓的心态做的卷子，却没想到居然还有很多人不及格。现在想想我可能一直都对自己有误解，我或许真的不是一个很差劲的人。

高中的我依然是一个对考试怀有敌意的学生，我的考试焦虑从那次满分后就越发严重，终于悲剧还是重演——高中第一次期中考前一天，我又逃了。

但是我又没死，只不过那次比较严重，腰椎骨折，手术打了八根钢钉，后来取了钢钉后做了鉴定，九级伤残。

我的学业生涯就此终结，家人很惋惜，而我很开心。

等我身体恢复了，2015年的春天，我再一次走进了精神病院。

这一次，我们挂了另一个医生的号，那个医生的资历更高一些。他先让我去做了一堆心理量表，后来还和我谈了近一刻钟，他看着电脑屏幕，说了句「你这是双相啊。」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医生稍微和我解释了一下，其实他越说我越懵，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抑郁症吗？怎么突然就被宣布是双相了？

我问这是不是误诊，医生否认了，说这不是误诊，抑郁症本身就容易转变成双相。

于是我的诊断被改了，我在患者方的电脑屏幕里眼看着医生新建了病历，然后在诊断后面填上“双相情感障碍”。我闭了闭眼，睁开眼发现病名后面还跟了一个问号。

是边缘型人格障碍吗

按双相来治疗后，我的情况开始稳定，并且稳定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反复和波动也出现过，但都没严重到之前的程度，我想这可能是我生活顺风顺水，没遇到压力的缘故。

我试着去学一些技能，同时还做了一份工作，生活慢慢充实起来，但危机也逐渐来了。

一开始还好，到后面我开始厌倦，再加上压力越来越大，我到底还是再一次发作了。我当着很多人的面嚎啕大哭，无缘无故就哭了，完全无法控制自己，我想我一定吓到了他们。然后我不得不逃了。

于是，2017年，我又住进医院了。

五年后，我没有回情感障碍科，反而被收进了开放病房。收治我的门诊医生不知情，因为2012年到2014年的病历都还不是电子病历，而且那些档案也都在总院，分院的医生并不知情，阴差阳错下我就住进了全开放病区。

后来主治医生询问病情得知消极行为史，建议我转去总院情感科，我不同意，他竟然也好脾气地不再坚持，也没把我赶出去。我就那么在心身科赖了八个月，从17年的儿童节，住到了18年的春节，才让妈妈把我拎回家。

在那段住院时光里，我的情况一直在反复，前一秒很开心，嘻嘻哈哈的，后一秒很有可能突然就哭起来了，比坐过山车都要刺激。而且我总是干一些无意义的事，比如我会买很多用不着的东西，会埋头学一些我根本用不到的知识却很快就厌倦，而且看书时会把每个字都读出声来，拦都拦不住。

我在那时接受了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师很有经验，我点名要的他，没办法，他是唯一一个男性的治疗师。

在选择医生上，我总是有一种固执，我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提出「这是否可能是恋父情结」，我感觉有些道理，因为我爸的确缺席我生活太久了，我潜意识里应该一直在介意这件事。

在心理治疗师那儿，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边缘型人格」这个词。

那次我状态还不错，少有的没哭哭啼啼，很愉快地和治疗师讨论了这个话题，同时还谈论了其他的一些议题。

一小时的咨询结束后，我回了病房，瘫在床上查了查相关的一些资料。我看着描述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词条，心里总有些奇妙的感觉，于是我跑去医生办公室找主任，和他表达了这方面的疑问。主任给我的回复是，「很难界定，我们其实对你也不能百分之百敲定就是双相障碍。」然后他安慰我，没事的，别多想，我们继续治疗下去，会好起来的。

出院以后我也去其他医院寻求过帮助，我固执地想要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要一个明确的诊断。有医生认可边缘型人格障碍，但同时又和我说了共病的概念，他同样让我不要太较真。后来心理治疗师也宽慰我，说在一定程度上，模糊的诊断对你来说是好事。

「20片药」到「3片药」的转变

2020年初突发疫情，社区封闭管理，我无法再去医院接受心理咨询，连配药也成了问题，如果不是线上能买药，不吃药的我可能熬不过那段时间。

我意识到我发生变化的契机，是某一天我看到在病友互助群里的病友都抱怨说自己病情又开始反复了，我却后知后觉我的情况越来越稳定。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喜欢上了一个明星的缘故，生活突然充实起来了，而且还没有任何压力，每天躺在家听歌看采访看综艺，再低落的情绪，也会在意识到它的不合时宜后仓皇逃走。

说来也奇怪，我一直以为，我不会再有能力去爱一个人了，我也不敢去爱一个人，所以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喜欢上了那个弹着吉他唱着“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要买下世间所有难得一见的笑脸”的男孩子，然后把他看成了一束光，满心要去往那光的来处。

这来得莫名其妙却又刚刚好的精神支撑，使得我在疫情好转之后再去医院复查，医生给我停掉了用了四年的奥氮平。

长达四年的奥氟合剂的治疗方案画上句号，氟西汀需要继续用，只是奥氮平医生觉得我已经不需要再服用了——我其实很自然，因为我一步一步从2017年的一天三餐要吞下近20片药，努力到了一天只需要吃三片药。

我在以一个我自己都没想到过的速度好起来，于是，2020年，在一个病友成功拥抱了死亡的互助群里，我成了唯一一个“逆行”的人。

我学会了自己撑伞

疫情平稳后我找了一份工作，原因是我想今后去看音乐节或者演唱会可以用我自己赚的钱，而不必再问家里人要。

我对工作没有远大的规划，一开始的出发点只是想能更理直气壮地去追现场。啃老总是不愉快的一件事。

在决定找工作之前，我已经去过一次音乐节现场——我一个人走上六个小时的大巴车，到达目的地后和约好的歌迷一起去吃晚饭，第二天一起去看表演，夜里绚烂的灯光下，我和他们一起欢呼，一起挥舞荧光棒，一起大声合唱。

我发现我其实和他们没什么不一样。

虽然我知道我表现得很不自然，回应她们之前，要先在心里进行一番辛苦的建设，但我是能融入她们的。

工作之后，我也融入了我的团队。

我现在已经可以和老师们一起研究奖惩机制，也能和小朋友一起玩儿，熟练掌握了如何贿赂一个不想上课的小孩子，并且能很自然清晰地跟家长进行沟通，甚至在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也会当面提出质疑。

实不相瞒，我还怼过家长。少数时候我还是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面对冒犯我还是会不管不顾。

不过这问题不大，我知道我已经迈出了很伟大的一步，毕竟四年前我是一个被人戏称为“残次品”的社交障碍人士，连病房里的小伙伴都不愿意搭理我。

现在我的诊断依然是双相情感障碍，有些时候的复查诊断还是会出现“目前为重度抑郁发作”的字眼，但我在试图看淡这些事，我允许自己情绪低落，也能容忍自己嚎啕大哭尽情发泄，我也接受时不时就想一了百了的自己，非常难过的时候写下遗书，然后把它撕毁。

我对未来还是会害怕，但我相信自己能征服今后生活给出的难题，我已经学会自己给自己撑伞了，我会保护好自己，不会再让自己淋到雨了。

我的人生还在继续，和我的精神障碍一起，我们两人三足，在一起互相牵绊也互相扶持着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