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莉、朱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

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快速蔓延。疫情期间，居家隔离被认为是降低感染风险的最佳途径，尤其是那些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儿童及其他免疫功能较低的高危人群。但因长期与外界环境的隔离，多渠道负面报道甚至有关病毒起源、归属等污名化信息的传播，因害怕感染而过于焦虑，或因遭受感染而产生的羞耻感、自责感等负性情绪导致很多人易出现恐惧、孤独、焦虑、抑郁等不良的情绪问题。

摄影：朱刚教授

对于儿童青少年人群而言，疾病感染率及死亡率显著低于其他年龄组人群，但在疫情早期对其感染后发生的临床症状特征性表现以及心理卫生状况的变化均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探讨。既往研究显示，经历过自然灾害或战争灾难等负性应激性事件的儿童青少年，他们较成年人而言因缺乏适当的情绪反应和应对技巧而更倾向于遭受更多、更大的压力及心理创伤。

疫情期间，受居家隔离、延迟开学等因素的影响，儿童青少年的既往生活、学习方式发生改变，且无法直接从老师、同学或其他亲属中获得适当的情感支持及关怀，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维护及促进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此外，疫情期间因疫情防控需求全面开放依托于线上学习形式，但因缺乏对网课的必要监管、网络覆盖率或信号不稳定的客观现状，以及长期直视屏幕导致视力下降，甚至诱发手机/网络成瘾等问题，进一步加大居家隔离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精神医学科朱刚教授的团队开展了“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大陆地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研究结果于2020年10月发表在在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杂志(IF=3.892)，论文题目为：“An investigation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of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通讯作者：朱刚教授；第一作者：段莉博士）。

该调查研究应用一般状况调查表、COVID相关信息问卷、儿童焦虑量表（SCAS）、儿童抑郁量表（CDI）、手机依赖（SV-SAS）及网络成瘾量表（IAS）以及应对方式量表（CSS），共7个研究工具，依托于“问卷星”网络平台，完成了对中国大陆20个省（市）或自治区内，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7-18岁）儿童青少年的在线调查。调查前均在线上征得儿童青少年及其监护人的同意。共回收有效问卷3613份，其中7-12岁的儿童359人（9.94%），13-18岁的青少年3254（90.06%）。

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状况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有805位受试者出现临床抑郁症状（CDI≥19分），占比22.28%，远高于非疫情时期中国（13.2%）及西方国家（2%~6%）的平均水平。而对受试群体焦虑水平的调查发现，青少年群体的焦虑水平（SCAS总分29.27±19.79）显著高于儿童群体（23.87±15.79）（P＜0.01），并高于非疫情时期中国青少年（26.68±15.62）、儿童（21.43±15.54）群体的焦虑水平。并且SCAS焦虑量表的5个维度，包括分离焦虑、身体伤害/恐惧、社交恐惧、惊恐障碍和广泛性焦虑的总分均明显高于非疫情时期的水平。特别是儿童对身体伤害的恐惧水平以及青少年的社交恐惧水平显著增高。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在疫情爆发的最初阶段，保护性和治疗性应对措施尚未到位、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的激增等原因而导致儿童过分担心接触冠状病毒对自己和家人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进一步分析导致儿童青少年高焦虑水平的因素发现，临床抑郁水平、性别、对疫情预防及防控措施的执行情况、家人或朋友是否感染新冠病毒、居住地、基于情绪的应对方式等可显著影响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焦虑水平。

此外，还发现9个与受试者临床抑郁水平显著正相关的因素，具体包括智能手机成瘾、网络成瘾、疫区居民、城市地区、家人或朋友感染冠状病毒、毕业受疫情影响、分离焦虑水平、躯体伤害因子、基于情绪的应对方式。疫情发生前每天平均使用网络时间及基于问题的应对方式与受试者临床抑郁水平显著负相关。

综上，朱刚教授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COVID-19疫情对中国大陆地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焦虑水平升高及临床抑郁发生率的增加。医疗卫生工作者、教育学专家及父母等儿童青少年监护人应对该现状问题予以关注。尤其在现阶段国外疫情趋于严重，国内疫情多地区出现反复，儿童青少年的学习、生活及人际交往活动都受到冲击和改变，其精神心理健康不应再被忽视。相关职能部门应针对性制定并实施预防及心理干预措施，维护并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健康的发展。